现在无论是城里的房地产楼盘建设，还是工业厂房或者道路施工，都已经离不开一种车辆了，这就是混凝土泵车，尤其是各种建筑封顶施工，地基施工等，都是通过混凝土泵车把混凝土输送到施工现场，而混凝土则是通过混凝土槽罐车从混凝土搅拌场来到项目工地。混凝土泵车和混凝土槽罐车成为了两个缺一不可的兄弟车辆。
相比于混凝土槽罐车，混凝土泵车价格更高，可能动辄几百万买一台，甚至更高，输送高度越高，往往越高。而近日，郑州市一辆二手混凝土泵车被拍卖，其起拍价也不菲，比高端的奔驰车还贵。这是一辆三一牌的混凝土泵车，在工程机械方面，三一确实很有发言权，这辆三一牌的混凝土泵车，虽然是二手，但是起拍价还要85.8万元起。
这辆混凝土泵车，出厂时间是2020年4月，车龄不算大，车的底盘是沃尔沃的。壁挂有62米，最大布料高达61.1米，最大布料半径55.9米，最大理论输送量为180m³/h。目前车辆停放在郑州市郑东新区刘集镇马杨村停车场。
最终，这辆混凝土泵车一共吸引了6人缴纳了8.5万元的保证金参与了竞拍，拍卖竞争激烈程度一般般，经过46轮的加价后，就结束了拍卖，以111.3096万元成交，成交价比起拍价高出了25.5万元，不过低于评估价。
现在随着楼市的复苏，房地产开发项目也是一个个接着复工了，新项目也会随着楼市复苏而增加。各种工厂项目也会上马，特别是像郑州市这种大城市，项目特别多。如果有活做的话，买下这样一辆大型的混凝土泵车，想快速赚回本钱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是就怕没有活干而已，就像过去三年疫情，多少楼盘项目停工，让多少做工程的人没有工作，没有钱赚。
话说到最后，大家觉得花111万元买一辆混凝土泵车，值不值呢？这次买下这辆车的还是个人，而不是某个公司买下的。
这五个人的故事，见证着三湘巨变的历史豪迈与时代强音。
12月10日，湖南省改革开放40周年庆祝大会召开。
4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铸就了湖南发展史上的巨大辉煌，谱写了湖南现代化建设的美丽篇章。
改革开放的40年是历史性的40年，湖南省委书记杜家毫在回顾时连用“七个历史性”来概括这一波澜壮阔的时代史诗：
湖南综合实力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城乡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对外开放取得了历史性进展，人民生活得到了历史性提升，湖湘文化实现了历史性发展，民主法治取得了历史性进步，党的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在今天这场鼓舞人心的庆功会上，五位来自不同行业的代表做了主题发言，他们的讲述有如“春天里的故事”，见证着三湘巨变的历史豪迈与时代强音。
1
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
一颗湖南种子的“改革开放史”
我1930年出生在北平，少年时期生活在一个动荡的年代。从8岁开始，就跟随父母颠沛流离，从北平到武汉、从武汉到湖南到重庆，沿途看见的是日本侵略者的狂轰滥炸和烧杀抢掠，动荡的生活在我幼小的心灵播下了奋发图强的种子。
从1960年起，我开始进行水稻种植试验，在不断试验的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良种的重要。
1978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论断，这让我非常激动，我感到“科学的春天”来到了，知识分子有了用武之地，杂交水稻研究和应用将会有一个空前的发展。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更是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改革开放使国人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大家在吃饱的同时，还要求吃好，这就给我们育种专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这对我们来说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杂交水稻虽然诞生在中国，但属于全人类。“发展杂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是我毕生的追求和梦想。改革开放为杂交水稻走出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些年来，国家实施的杂交水稻援外战略，使杂交水稻迅速走出国门，惠及全球。“一带一路”倡议更是为利用杂交水稻帮扶沿线水稻生产国家提高粮食产量提供了坚实的平台。
几十年来，我们先后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培训了近万名农业技术人员，来自亚洲、非洲、拉美及大洋洲的学员在中国学习杂交水稻技术的同时，无不感受到我国在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不断强大、发展，中国人正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进。
几十年间，我先后出访印度、美国、越南等近二十个国家，帮助和指导他们发展杂交水稻。杂交水稻已在印度、越南、巴基斯坦、孟加拉、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以及美国大面积推广。2015年，国外杂交水稻种植面积有600多万公顷。全世界有16亿公顷稻田，如果有一半稻田种上杂交稻，每公顷按增产2吨计算，则可增产16亿吨，可以多养活5亿人口。
【画外音】“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一粒种子给了国人不断推动改革开放的坚强信心。
2
中联重科董事长詹纯新：
从揭不开锅到走向全球
长沙建设机械研究院成立于1956年，是原建设部直属的国家级研究院，1969年三线建设中迁入湖南，中联重科就是从这个历史悠久的科研院所走出来的企业。
计划经济体制下，科研院所的科研任务和经费由国家下达，科研成果无偿转让给指定的工厂。到改革开放初期，象牙塔中的科技人员还没有感受到改革大潮的涌动，画图纸、写论文、评职称，衣食无忧，两耳不闻窗外事。
1985年，国家启动科技体制改革，事业经费逐年削减，最困难的时候，500多人的研究院账面资金仅有十来万，到了揭不开锅的境地。
痛定思痛之后，我们决定破釜沉舟，成立院办企业，集中资源进行科技成果转化。1992年，研究院8名科技人员借款50万元，创立了中联重科。
在国家没投一分钱的情况下，技术人员放下身段，租场地、搞生产、谈业务，第一次把自己的技术图纸转化为产品。由于技术和市场实现无缝对接，产品适销对路，中联重科一年一个台阶，短短四年内产值过亿元，利税达4000多万元。
随着中联重科的快速成长，我们意识到，改革绝不能是少了一个计划经济体制下传统的国有科研院所，多了一个传统的国有企业。要通过产权关系将国家、企业和职工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而要进一步改革，就必须对研究院和中联重科两个国有主体都进行改革。我们双管齐下，一方面启动对中联重科的股份制改造，让这个院办企业成为股权多元化的上市公司；另一方面，启动研究院整体改制，引进战略投资者，实现员工持股，让研究院实现股权多元化。最后，由中联重科收购研究院资产整体上市，成为没有母公司的、独立透明的上市公司。
从最开始的产品走出去，到现在通过并购、建厂、合资等多种方式，让资本、产能、管理、品牌、文化一起走出去，融入全球产业生态。我们先后并购了6家欧洲企业，并沿着“一带一路”打造了9个生产基地、20个贸易平台、10个备件中心库，产品覆盖沿线31个国家。
【画外音】湖南制造从兹始，“工程机械湘军”从此有了一个叫做中联重科的湖南企业。
3
华菱集团董事长曹志强：
改开40年铸就“钢铁华菱”
40年来，华菱集团及下属湘钢、涟钢、衡钢，作为湖南钢铁工业的主体、实体经济的代表，经历了改革的艰难曲折，赢得了改革带来的创新活力，实现了企业的跨越式发展，培育了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
40年改革开放，铸就了钢铁华菱。华菱及“三钢”的40年改革，可以分为“两个20年”。华菱成立之前的20年，“三钢”的改革在湖南国企中创造了多个第一。深化国企改革中的利润留成包干、“三改一加强”“湘钢样板”“涟钢经验”“衡钢做法”等，激励了一代又一代湖南钢铁人在改革路上的不懈探索。
华菱集团成立以来的20年，实施资产重组整合发展钢铁主业、推进三项制度改革、公司治理优化等等，坚持改革不停步，为企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与40年前比，华菱产钢规模由不到60万吨上升到2400万吨，增长40倍，从地方中小钢铁企业跻身全国钢铁前十；资产总额从约60亿元上升到1200亿元，增长20倍；主要装备、工艺达到国内领先水平，部分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昔日低端建材“大路货”，升级为高端精品钢材；拥有350多项专利技术，37个品种获冶金产品实物质量金杯奖。公司今年预计产钢2300万吨，实现销售收入1200亿元，成为湖南首个千亿级企业，利润和各项经营指标再创历史新高。
【画外音】从当年大炼钢铁的自力更生，到今天薄如纸翼的技术改造，华菱钢铁就是一部湖南钢铁的蝶变史。
4
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
“大河有水小河满”
1978年到1988年的第一个10年，三一伴随国家的改革开放一同起步，我们做了三件事——读书、创业、提出“三个一流”。我和三一的多位创始人都是78年考上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到兵器工业部洪源机械厂。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工厂，我们讨论得最多的就是改革开放。我们相信中国的出路在于改革，而改革的中心环节在于搞活企业。
1988年到1998年的第二个10年，随着改革开放从南向北、由东向西逐渐深入，国家迎来了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高潮，但当时的建设工地，基本是进口设备的“博览会”，中国的产品一出场，就被贴上了“品质低劣”的标签。当时我们做了两个重要决定，一是“双进”，进入大城市，进入大产业，公司从涟源搬到了长沙，业务从产值上亿、利润几千万、细分市场占有率第一的特种焊接材料上退出，全面进入了工程机械。二是把“品质改变世界”作为三一的使命，也就是用极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去改变中国产品的世界形象！
从中国第一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37米泵车、全球臂架最长的86米泵车，到亚洲第一台千吨级全路面起重机，再到全球重量最大的3600吨级履带起重机等，与国内同行一起，打破了工程机械长期由国外品牌垄断的格局。
1998年到2008年的第三个10年，我们做了一件最自豪的事情，就是参与股权分置改革。当时我们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国家之责大于企业之利”，中国可以没有三一，但是中国不能没有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为了股权分置改革的成功，三一当时不惜代价，在国家证监会和湖南省委省政府的指导下，我们用自己的小利，换来了成功打响股权分置改革第一枪。股改之后，三一迎来了连续7年平均63%的高速增长，市值最高达到1450亿元。这就是改革开放，这就是“大河有水小河满”。
2008年到2018年第四个10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三一事业进入了发展最快的时期。一是经营业绩达到32年来最高水平，利润上百亿、市值上千亿。二是根据省委书记杜家毫的要求，争做“一带一路”领军企业，建立了13家海外工厂，业务扩展到128个国家。智利矿难救援，日本福岛核泄漏救援，世界第一高楼迪拜塔，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几乎所有重大项目，都有三一的设备。
三一只是湖南民营企业投身改革开放、参与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我们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也是受益者，并且由于积极参与而更加受益。
【画外音】只要投身报国，民企同样可以在中国的大地上灿烂如花，三一重工正是改革开放时代进程中制度孕育的一个巨人。
5
古丈县牛角山村党总支书记龙献文：
从有女莫嫁牛角山，
到“一村一品”全国范
牛角山村位于湘西州古丈县南部大山中，是典型的苗族聚居村，山高坡陡，条件恶劣。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住茅棚屋，围苞谷杆，点煤油灯，没有公路，不通水电，一切都是肩挑背驮，当时苗歌唱道“有女莫嫁牛角山，三月米饭三月糠，还有六月无法过，薯藤野菜当主粮”。
虽然家里很穷，但父亲还是决心供我们五姊妹上学。家离学校有几十公里山路，每星期只能回家一次，带着粗粮，包着酸菜，背着柴火上学堂。记忆中，我没有穿过一次新衣服、新鞋子，全是捡两个哥哥穿旧的，洗了又洗，补了又补，全家省吃俭用勉强供我读完了高中。遗憾的是，小妹上初一就辍学了，大妹一天学都没上。当时，我和全村父老乡亲一样，最大的愿望就是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其他的想都不敢想。
1985年，我以一分之差高考落榜，回家务农，当时已经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父母勤劳，全家齐心，饭有吃的了。改革开放解放了我的思想，坚定了勤劳致富的决心，我打过工，摆过地摊，买了村里笫一台拖拉机、摩托车、面包车，办过村里第一个文化娱乐场，开过村里第一家杂货店，还当过包工头，成为80年代末期全镇第一个万元户。
上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我成立了镇里第一支工程队，带着乡亲们走出大山，到周边的县市承包工程，修过路、搭过桥、盖过楼，凭着肯吃苦、讲诚信，得到了客户的认可，淘到人生第一桶金。这期间，我还先后创办了古丈县丰源矿业有限公司、古丈县龙鼻嘴加油站等企业，在改革开放好政策的激励下，企业从最初的几个员工增加到上百个员工，年产值从几十万元增加到1000多万元，让我圆了“百万元户”梦。
1994年，乡亲们推选我当村主任。1998年，我当选了村支部书记。不管担任什么职务，我骨子里始终坚定一个信念，那就是：自己富了不算富，一定要带领乡亲们过上好日子，一起走上富裕道路。现在，全村通电、通水、通路，电视、电话、互联网一应俱全，新建了学校、图书馆、培训中心、便民服务站、篮球场。村民的腰包更鼓了，笑容更灿烂了，精气神更足了，思想观念更进步了，村风民俗更文明了，基层党组织更强了，村庄更美丽了。牛角山村被评为“中国名村”“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全省脱贫攻坚示范村”。
【画外音】思想变了，天地就宽了；能人有了，脱贫致富的灵魂人物就有了。改革开放说到底更是一场求变善变的思想认识的革命、敢闯敢试的精神脱困的革命。
湖南三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方位环境综合治理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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